丘成桐：中國基礎科學的發(fā)展
來源：數(shù)理人文
撰文 | 丘成桐
中國人重視人事關系，圣堂刺客出裝遠比真理為重。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但是這個顯而易見的科學精神，在中國沒有被重視。
1840 年英國發(fā)動鴉片戰(zhàn)爭，入侵中國，結果是生靈涂炭，國家積弱！從官方到平民都問：為什么我們比不上西方列強？開始時人們只看到當時面臨的問題：中國不如西方的船堅炮利。到甲午戰(zhàn)爭，中國大敗，海軍覆滅，簽城下之盟，喪權辱國！打敗中國的日本海軍竟然船炮都不如當時的中國。八國聯(lián)軍之役，更顯露朝野百姓對現(xiàn)代科學之無知！清朝覆滅時，中國人平均壽命不超過 30 歲，這就是當時的慘痛教訓。
一百年來，中國學者了解到船堅炮利不是唯一的問題，大家都在找尋中國文化的出路。新中國成立至今，已經六十多年了，科技確有大進步，但是始終沒有改變落后于歐美的局面。領導們漸漸了解到基礎科學根底未深是主要原因，現(xiàn)在要談的就是：基礎科學的起源和發(fā)展的條件在什么地方？
當今發(fā)達的科技影響著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飛機極大縮短世界的距離，火箭升空探索宇宙的奧秘。人造衛(wèi)星不斷地繞地球運行，傳遞著億萬信息。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翻山越嶺，四通八達。無人飛機，無人汽車和機器人的能力遠遠超過我們十多年前的想象。有誰想到人工智能創(chuàng)造出的軟件竟然打敗了圍棋大師！
這些劃時代的科技，并不是一蹴而就，在它們的背后，有數(shù)不盡的聰明頭腦指揮著其發(fā)展。有人在硬件上做出杰出的貢獻，有人在軟件上做出偉大的創(chuàng)新。但是這些成果，都建立在一個最重要的基礎上，這就是今天我們要談的基礎科學！基礎科學積累了人類幾千年的智慧，去蕪存菁，我們才見到它在工業(yè)上的應用。
有時候，我們可以很快地見到基礎科學的應用，電磁學就是一個例子。在19 世紀法拉第和麥克斯韋發(fā)現(xiàn)電磁方程后不久，愛迪生等人就將它用到日常生活中去。但是對于有些研究卻要等很久人們才見到它們的應用。數(shù)論中有很多深奧的理論，人們一直都以為是紙上談兵。但是在這二十年來，密碼學的研究用了大量的數(shù)論的前沿理論。
國內有些人認為，基礎科學需要有深入的訓練，需要有深度的看法，才能有新的結果，好的創(chuàng)意，因此曠日彌久，難有快速成功的機會，不如等待別人做好基礎的研究后，拿過來用就是了。但是他們忘記了一點，自己覺悟出來的理論，通過自己勞動得到的結果，自己才最了解它的長短，應用起來才能得心應手。在科技發(fā)展一日千里的現(xiàn)代社會，我們非得掌握其中精髓，才能與人競爭。
我想從歷史的觀點來看看中國基礎科學的發(fā)展。?礎科學有別于科技，它是科技能夠得以持續(xù)發(fā)展的基石。中國古代四大發(fā)明，確在當時領先世界，但是對于這些科技發(fā)明的基本原理的了解不夠深入。到了 19 世紀，西方國家在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上，比中國進步得多，甚至大力改進了我們的四大發(fā)明。
這些成就得要歸功于文藝復興后，偉大科學家如伽利略，牛頓，歐拉，高斯，黎曼，法拉第，麥克斯韋等人在基礎科學上的偉大貢獻。
其實基礎科學除了幫助科技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明以外，它亦統(tǒng)攝所有和宇宙中物理現(xiàn)象有關的學問，它必須對大自然有一個宏觀的看法，因此需要哲學思想作其支持。此哲學思想又需要有助于人類了解大自然并懂得如何讓人類和大自然和諧相處。
近代基礎科學家中有不少是極其偉大的學者，他們的學問，他們的思想和工作可以影響科學界數(shù)個世紀之久。（近三十年來發(fā)表在科技刊物上的文章，不可勝數(shù)，文章的篇幅相信遠超歷史上所有文獻總和。但是大部分文章除了作者外，可能沒有人讀過。而有些文章流行兩三年后，就被人遺忘。至于能夠傳世超過三十年的文章，卻是鳳毛麟角。）
其中佼佼者有牛頓，歐拉，高斯，黎曼，法拉第，麥克斯韋，愛因斯坦，龐加萊，狄拉克，海森堡，薛定諤，外爾等人。
假如我們仔細去閱讀他們的著作，就會發(fā)覺他們有一套哲學思想。例如愛因斯坦在研究廣義相對論時，就深受哲學家馬赫（Mach）的影響。能夠傳世的科學工作，必先有概念的突破，而這些概念可能受到觀察事物后所得到想法的影響，但是更大的可能是他們的哲學觀在左右他們的想法，影響到他們的審美觀念，從而影響他們研究的方向。
哲學引導我們窮究事物最后存在的根據(jù)，探求絕對的根底的原理。因此哲學需要探求一般現(xiàn)象共有的原理，來完成宇宙統(tǒng)一的體系。所以科學家不能局限于感覺的觀察，必須經過思辨功夫，方可補其不足！古希臘的哲人在這方面做得極為徹底。
畢達哥拉斯，柏拉圖和蘇格拉底一方面提出他們的哲學思想，一方面在數(shù)學，天文和物理學都有永垂不朽的貢獻。
中國的哲學家對大自然有興趣的有名家和道家，但是他們對自然科學本身的貢獻比不上古希臘學者。他們沒有系統(tǒng)地發(fā)展三段論證的方法，推理不夠嚴謹，又不愿意系統(tǒng)化地研究一般性的原則。魏晉南北朝時，中國產生了出色的基礎科學家，但是隋唐雖稱盛世，基礎科學反不若東漢到南北朝這段時間，可能與科舉取士有關。但是我想中國基礎科學不如西方，不是單單科舉取士扼殺創(chuàng)意，就可以解釋過去。這個問題和中國人的哲學思想有極大的關系。
西方哲學家追求的是窮理致知，中國哲學家卻頂多做到格物致知。?礎科學的精神在于窮理，中國一般學者不講究這一套。在今日中國的學術界，尤其是這三十多年來留學海外的華裔學者，有成就的實在不少。但是領袖群倫，成一家之言的，卻實在不多！有這樣地位的學者，必須能夠創(chuàng)造新的學問，新的方向，有自己的哲學來指引大方向，同時有決心，有毅力來窮究真理的本源。所以今日中國要在基礎科學出人頭地，必先了解基本科學背后的哲學思想。
我們現(xiàn)在來討論中國古代的情形，并試圖和古希臘的這個偉大時期做個比較。影響中國思想最深遠的當然是孔子（公元前 551 —前 479 年）。儒家對基礎科學的思想興趣不大，子不語怪力亂神也。但是夫子有教無類的精神卻影響了歷代以來平民可以讀書，而至卿相的格局。而儒家思想以人為本位。春秋魯國大夫叔孫豹論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卻不談大自然的事情。
在儒家的大師中，荀卿（公元前 298 —前 238 年）在楚國蘭陵講學多年，他受道家的影響比較深，一方面主張不可知論的唯理主義，另一方面卻否認理論研究的重要性，而主張技術的實際應用。
所以他說：
“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
“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辯說惡用矣哉！”
所以荀子認為政府應該帶領和指導人文的發(fā)展，老百姓是不必辯說的。這個觀點和希臘精神大相徑庭。
既然不用辯說，科學無從而起，只有工匠的技術了。荀卿將儒家的正名移交政治權威時，已經十分接近法家，他的弟子李斯成為秦國丞相，作為法家的實踐者，就不足為奇了。秦始皇焚書坑儒，政教不分。春秋戰(zhàn)國時代百家爭鳴的局面從此湮滅，最為可惜。
孔子繼承商朝以來祭祀先人的觀念，主張服三年之喪，又說：三年無改父之業(yè)，可謂孝矣。歷朝皆標榜以孝治天下。宗廟祭祀已經接近宗教信仰了。孔子本人受到歷朝皇帝的敬拜，中國主要的城市都有孔廟，儒家變成儒教，對基礎科學的發(fā)展，不見得是好事。
和儒家對立的墨子（約公元前 479 —前 381 年），因為主張兼愛和非攻，他精通筑城和防御技術，研究力學和光學。后期墨子開始注意實驗科學基礎的思想體系，這個想法可能是因為要和各家爭辯取得勝利的緣故。
此后出現(xiàn)的戰(zhàn)國時的惠施和西漢時的公孫龍，被史學家司馬談和班固尊稱為名家。他們的著述大部分失傳，《公孫龍子》一書，部分留存，還有一部分載在莊子的書中。他們開始注意抽象的邏輯理論，發(fā)展了悖論。這些悖論和希臘芝諾（Zeno of Elea）的悖論接近。悖論有助于邏輯學的發(fā)展，可惜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遠遜于西方。
在齊國，鄒衍（約公元前 350 — 前 270 年）得到齊宣王的尊重，在稷下這個地方發(fā)展了五行學說和陰陽的觀念。稷下學宮容納幾乎各個學派的學者。上述的荀卿在 50 多歲時就曾游學稷下，其他學者包括淳于髡，慎到，田駢等。在那個時候，楚國的蘭陵，齊國的稷下，是天下學術中心，比美古希臘時代柏拉圖的學苑（academy）。
鄒衍提出的五行概念是中國的自然主義，也是科學的概念。他們認為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循環(huán)又周而復始。鄒衍的學說很受諸侯的重視。《史記·歷書》說：“是時獨有鄒衍，明于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又說：“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茍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shù)也。”
雖然古希臘和中國五行學說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分歧更大。五行的概念也影響了煉丹術的發(fā)展。漢儒董仲舒等繼續(xù)發(fā)揚五行之說。西方的元素概念從柏拉圖就開始，不斷地通過推導，觀察，形成現(xiàn)代的原子，化學元素的概念。但是中國的陰陽和五行學說雖然開始時是自然科學的思維，但是逐漸發(fā)展為解釋人事的學說，近于迷信了。
現(xiàn)在來談道家。儒家和道家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思想，不可不研究它的內容。和道家有關的著作有老子的《道德經》，莊周的《莊子》，還有《列子》，《管子》和《淮南子》，何炳棣先生認為都源于《孫子兵法》。事實上，道家應該起源于戰(zhàn)國初期喜歡探索大自然之道的哲學家。他們認為要治理人類社會，必須對超出人類社會的大自然有深入的認識和了解。
道家也受到齊國和燕國的巫師和方士這些神秘主義者的影響。他們認識到宇宙和自身都在不斷地變化。他們對于自然界的觀察轉移到實驗，煉丹術成為化學，礦物學和藥物學研究的開始。可惜他們不能將觀察系統(tǒng)化，缺乏亞里士多德對事物分類的能力，又沒有創(chuàng)造一套適用于科學的邏輯方法。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綜觀上述諸子，在春秋戰(zhàn)國時，百家爭鳴，影響了中國思想兩千多年的歷史。現(xiàn)在很多年輕人即使不在乎這段歷史文化，卻是受到它們的深刻影響而不自知。漢武帝獨尊儒家，中國還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基礎科學達到空前的發(fā)展，劉徽注《九章算術》，祖沖之父子計算圓周率和球體積，以及《孫子算經》的剩余定理，都是杰出的數(shù)學成就。
東晉醫(yī)學家葛洪（公元 284 — 364 年）開創(chuàng)中國化學的研究基礎。天文和地理（如《水經注》）都達到空前的進步。可惜中國在隋唐以后對基礎科學不夠重視，黃岡日報電子版以技術為主要方向，清末遇到西方現(xiàn)代科學文化的沖擊，才開始了解中土文化有欠缺的地方。
一般來說，中國人對定量的看法并不重視，往往愿意接受模棱兩可的說法。一個例子是中國的詩詞有很多極為隱晦的語句，但是卻富有意境！中國人在算命時，答案往往有不同的解釋。
但是當測量師，木工，建筑師，雕塑家，音樂家得到精細的數(shù)字時，我們的學者對這些數(shù)字卻沒有興趣去做深入的研究，從這點上，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學者對科學的態(tài)度和西方不一樣。中國人對于和政治德行無關的學問，都不覺得重要。
例如文學創(chuàng)作，到三國魏文帝曹丕才說：蓋文章，頂呱呱牛蛙煲經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但是他的弟弟曹植就不認為文學的創(chuàng)作比治理國家重要。）所以自古以來，學而優(yōu)必仕！中國學者很少能夠為做學問而做學問，少有西方學者窮理治學的精神。這一點和東西哲學不同有關，中西方對人生的看法也不一樣。
西方的科學，都可以溯源到古希臘時代。從公元前 625 年到公元前 225年間，哲學家輩出，窮理致知。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時候，更將哲學范圍擴大，包括討論宇宙和人生的一切。
古希臘的科學觀和宇宙觀，在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開始時，由培根（Francis Bacon）和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發(fā)揚光大，影響到今日基本科學的想法，所以我們在下面縱述古希臘哲學家的源流，以和中國哲學比較，從中可以看到中國基礎科學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哲學的任務，在于聚集一切的事物，總集一切的知識，構成整個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的基礎。但是有系統(tǒng)的哲學研究，大致上從公元前 625 年開始。希臘哲學的奠基時代從這年開始到公元前 480 年（該年，希臘海軍打敗波斯人，亦是孔子卒前一年）。公元前 625 年到公元前 480 年的早期希臘哲學，開始擺脫希臘神話的傳統(tǒng)思維，轉而探尋本源。這個時期希臘哲學分東西兩派。
東派以泰勒斯（Thales，公元前 640 — 前 550 年或公元前 610 —前 545年）為代表，他可說是古代第一位幾何學家，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開始了論證的方法，并提出本質的觀念（idea of nature）。他生于米利都（Miletus），是米利都哲學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此地瀕臨大海，海洋變化多端，因此有好奇心來考究與自體相同而同時能運動的宇宙本質。他們認為物質之中，含有精神的要素。他們主張宇宙為生滅流轉之過程，無始無終的大變化。
西派有愛理亞學派（Eleatic school）和畢達哥拉斯學派（Pythagoreanschool）。愛理亞學派的創(chuàng)導者是齊諾芬尼斯（Xenophanes，公元前 570 — 前475 年），他定居于意大利西南部的愛理亞，認為構成宇宙的原始本質是不變的。這和東派相反。此派學者芝諾（Zeno of Elea，公元前 490 —前 430 年）是辯證法（dialectics）和詭辯術（sophistry）的始祖。
西派的另一代表為畢達哥拉斯學派。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40 —前 500 年或公元前 582 —前 540 年）。他是小亞細亞附近的薩摩斯島人（Island of Samos）。他在意大利南部的克羅多納（Crotona）講學，以神秘宗教為背景，此種神秘宗教盛行于色雷斯（Thrace）。該學派每年有年會，狂歌狂飲，以圖超脫形骸的束縛，謀求精神的解脫。畢氏的貢獻以音樂，數(shù)學及天文學為主。
他們認為數(shù)是萬有之型或相（form），并認為宇宙的實體有二，就是數(shù)與無限的空間。一切事物的根本性質和“存在”，是基于無限的空間之形成于算數(shù)的具體方式。數(shù)是“存在”的有限方面，而空間是“存在”的無限方面。真的“存在”即是兩方面的聯(lián)合，缺一不可。數(shù)是自然事物的方式或模范，它預備了“模型”（mould）。無限的空間則供“原料”（raw material）。二者相合而萬象生。
此派的宇宙觀念，認為世界萬有以火為中心，天體有十，繞火作運動，開以后哥白尼（Copernicus）的天文學說。畢氏亦研究音樂，量弦之長短，以定音，是故音亦數(shù)也。值得一提的是，易經系辭中所謂“象”，實即 form。謂：“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盡意”。易經認為在變化的現(xiàn)象中，抽出不變的概念，而以簡單的方式表達，是所謂象。這個觀念和上述的數(shù)的概念很接近。
泰勒斯和畢氏學派均主張宇宙本土為一元之說，一派主變，一派主不變。一派主動，一派認為動是假象。為解決這些矛盾，遂有調和派的多元論產生。他們以為變易非變形，乃換位，是大塊中各小分子的換位，生滅都不過是位置的變易而已。創(chuàng)造是新結合，破壞不過是分子的分散而已。
這段時期的希臘哲學家認識到知識界的有秩序和感覺界的無秩序。他們的秩序是研究天文學得來的。他們尋求的永存不變的原理是在諸星單純的關系中所發(fā)現(xiàn)的。
在公元前 480 年，雅典戰(zhàn)勝波斯以后，希臘文明逐漸移入雅典，進入了希臘啟蒙時代（the Age of Enlightenment）。這時由伯里克利（Pericles）執(zhí)政，達 39 年之久。
這段時期，名家輩出：雕刻家菲狄亞斯（Pheidias），悲劇大師歐里庇得斯（Euripides），埃斯庫羅斯（Aeschylus）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和修西得底斯（Thucydides），哲學家普羅泰戈拉（Protagoras），蘇格拉底（Socrates）和德謨克里特斯（Democritus）。
在這段時期，平民政治代替了貴族政治，問政需要知識，法庭聲辯需要才智，李華手機報價因此學問要求也愈益迫切，同時更加普及化，對政治，對法律，對傳統(tǒng)和對自己都加以批評，呈現(xiàn)了燦爛的奇觀。
波斯戰(zhàn)爭以后，文化得到自由發(fā)展，個人覺醒，由懷疑而批評的精神發(fā)展到了極點。由批評而入于懷疑的，當時叫作辯者（sophists）或哲人，復由懷疑而再入于肯定的代表人物，則是蘇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 469 —前399 年）。他生于雅典，是這時代最重要的人物。他認為知識即道德，而道德即幸福。
哲人原文為智者，他們教授平民文學，歷史，文法，辯論術，修辭學，倫理學和心理學等學科。哲人運動，長達百年。希臘小孩子學習體育和音樂，所謂音樂包括幾何學，七弦琴，詩歌，天文，地理和物理等，16 歲起受教于這些哲人。
蘇氏的主要繼承人為柏拉圖（Plato，公元前 427 —前 347 年），也是雅典人，美儀容，好美術詩歌，師從蘇格拉底八年，黃岡日報電子版40 歲后在雅典郊外成立學園（academy），可說是教育史和學術史上之盛事！他認為有兩個世界：理念的世界（world of ideas）和物質（現(xiàn)象）的世界，前者為至善，后者要達到至善需通過愛（Eros），人類于不完全中求完全的渴望乃是愛。
柏拉圖之后，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Aristotle）集希臘哲學家科學之大成，他是亞歷山大大帝的老師。他的學說宏博無比，我們常用的三段論證法，即源于亞里士多德。
公元前 338 年腓力二世贏得喀羅尼亞戰(zhàn)役，結束了希臘的獨立。兩年后，他被刺身亡。他的兒子亞歷山大繼位，在十二年間征服了一大片土地，希臘文化走向了終結，他開辟了一個新的希臘化時代，把希臘文化輸送到了亞洲的心臟地帶。他 33 歲去世。
亞歷山大的朋友托勒密（Ptolemy）成為埃及的總督。他在公元前 320 年征服了巴勒斯坦和下敘利亞。在希臘人的統(tǒng)治下，埃及成為東方和西方的融合處，亞歷山大城聚集了馬其頓人，希臘人，埃及人，猶太人，阿拉伯人，敘利亞人，印度人。因此希臘的城邦觀念被世界主義的觀念取代了，這里建立了亞歷山大博物館，希臘文化因此移植到埃及來。
在這里誕生了歐幾里得（公元前 325 —前 265 年）和他的《幾何原本》（Elements）。該書有十三卷，前六卷討論平面幾何，第七卷到第十卷討論算術和數(shù)論，后三卷討論立體幾何。這本書受亞里士多德的公理化理論影響，將很多重要和已知的數(shù)學定理用公理嚴格地統(tǒng)一起來，影響了基礎科學的發(fā)展。牛頓和愛因斯坦對物理現(xiàn)象都想用簡潔的原理來統(tǒng)一說明，這也是《幾何原本》所追求的精神。
在數(shù)論方面，歐幾里得證明了一個漂亮的命題：素數(shù)有無窮多個。這個命題開創(chuàng)了素數(shù)的研究。他發(fā)明的找尋最大公約數(shù)的方法，現(xiàn)在叫作歐幾里得算法，至今還是一個很重要和實用的工具。
緊跟著歐幾里得的大數(shù)學家有西西里島上的阿基米德（公元前 287 — 前212 年）。他發(fā)明了窮竭法，從而可以計算各種立體和平面幾何圖形的體積和面積（例如球體以及拋物線和曲線圍繞出來的面積），可以說開近代微積分的先河。他又用逼近法計算圓周率，還開創(chuàng)了靜力學和流體力學，影響到牛頓力學的發(fā)展。
歐幾里得和阿基米德以后，羅馬帝國興起，疆域橫跨歐亞大陸，將希臘文化傳播得更遠。但從基礎科學的觀點來看，羅馬帝國征服了希臘，卻被希臘文化征服了。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倒是保?了希臘的文化，融合了古巴比倫人在代數(shù)方面的貢獻，繼續(xù)發(fā)揚光大。
近代基礎科學萌芽于希臘，茁壯于文藝復興時代，我們以上的論述基本上集中在公元前 625 年到公元前 225 年這四百年間的希臘文化，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是人類文明的極致，現(xiàn)代科學成功的基礎。
結 語
科技的發(fā)達，固然是現(xiàn)代先進國家富強和持續(xù)發(fā)展最重要的一環(huán)。科技依賴于基礎科學的發(fā)展。哪個國家能夠引領科技的發(fā)展，其必將強大，哪個國家能夠引領基礎科學的發(fā)展，其強大必定會歷久不衰！科學家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基礎科學家需要人文科學來培養(yǎng)他們的氣質和意志！
哲學是統(tǒng)攝這些學問的根源，基礎科學需要哲學的幫助，才能不斷創(chuàng)新前進。中國和古希臘大約都在公元前 6 世紀開始哲學的研究，但是由于種種不同的歷史原因，中國在西方文藝復興后，大幅落后于西方。這個問題需要從最基本的哲學觀點來解決，這樣始能夠解決我國科學工作者對于科學的基本態(tài)度，才能更深入了解基礎科學的價值觀念。
中國人重視人事關系，遠比真理為重。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是中國科學現(xiàn)代化的重要一環(huán)。我還記得在某人聲稱解決一個有名問題的方法被數(shù)學界公認為錯誤時，某個名學者（基于感情的立場）還是大力吹捧此人的結果。另外一個名學者則堅持支持這個不合科學精神的論斷。我很難想象西方的科學家愿意這樣做。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但是這個顯而易見的科學精神，在中國沒有被重視。
當伽利略在教皇面前堅持他的學說時，義無反顧。在西方，學者都堅持這個精神。但是在中國，即使到最近，還有人用政治的觀點來批判廣義相對論，又往往用民族主義的觀點來評判學問的得失。自從漢儒做偽經，學者互相抄襲以來，少數(shù)學者對于抄襲不再有廉恥心。近幾年來，個別名學者公然抄襲，被指控而無法辯駁后，還恬不知恥。如果由這樣的人領導中國科學界，恐怕是中國科學爭取上游的主要絆腳石。我想中國社會能夠容忍這樣的人，和中國人的基本哲學有關。
在不同時代，中國學者表現(xiàn)的風骨并不一樣。一個有名的事件發(fā)生在1958 年的“中研院”，蔣介石受邀請到臺北南港致開幕詞。他認為“中研院”除了要維持中國文化外，也要負起社會的責任。胡適之當時任院長，當即站起身說：您錯了，“中研院”是為學問做學問，不講究這一套！蔣介石雖然不高興，但沒有表示出來！胡適之的勇氣卻受人欽佩。其實這是兩個不同的看法，蔣介石說的是中國儒家的精神，而胡適之說的西方求真的精神確是中國學者缺乏的。
但是希臘亡于羅馬，宋朝亡于蒙古人。他們的文化遠勝于后者！其實這兩個看法不應該有矛盾。有一群人可以一生致力于文藝和基礎科學的研究，另外一大群人做技術上的研究，一群人將技術變成產業(yè)。幾方面一同合作，社會和國家才會得益。
丘成桐，當代數(shù)學大師，現(xiàn)任哈佛大學講座教授，1971 年師從陳省身先生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得博士學位。發(fā)展了強有力的偏微分方程技巧，使得微分幾何學產生了深刻的變革。解決了卡拉比 （Calabi） 猜想，正質量猜想等眾多難題，影響遍及理論物理和幾乎所有核心數(shù)學分支。年僅 33 歲就獲得代表數(shù)學界最高榮譽的菲爾茲獎 （1982），此后獲得 MacArthur 天才獎 （1985），瑞典皇家科學院 Crafoord 獎 （1994），美國國家科學獎 （1997），沃爾夫獎 （2010） 等眾多大獎。現(xiàn)為美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和俄羅斯科學院的外籍院士。籌資成立浙江大學數(shù)學科學研究中心，連云港煙草網(wǎng)上訂貨平臺香港中文大學數(shù)學研究所，北京晨興數(shù)學中心和清華大學丘成桐數(shù)學科學中心四大學術機構，擔任主任，不取報酬。培養(yǎng)的 60 余位博士中多數(shù)是中國人，其中許多已經成為國際上杰出的數(shù)學家。由于對中國數(shù)學發(fā)展的突出貢獻，獲得 2003 年度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合作獎。
